从医30多年来，黄烽在强直性脊柱炎（以下称“强直”）综合治疗领域不懈攀登，用心血与汗水铺就了通往成功的星光大道：国际强直性脊柱炎协会唯一具有投票权的东方人、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面对一个个耀眼的光环，黄烽很淡定，他从没有停止过探索的脚步，他最惦记的是“强直”患者，是如何帮助他们康复。

        一鸣惊人，跻身“强直”治疗前列的中国军医

       “强直”，类属风湿病，多发于18—22岁的男青年，轻者身体僵硬，行动不便，重者脊柱后凸，关节变形，甚至卧床不起，有人称之为“不死的癌症”。在致力于“强直”治疗为数不多的专业人才中，黄烽是其中之一。

        1992年，亚太地区抗风湿联盟在印尼召开第九届大会，博士毕业刚一年的黄烽初试啼声，向大会投了三篇论文。结果都被选中，联盟惊喜地发现一颗新星隐隐发光，全额资助他赴印尼开会。这个会议成了黄烽的人生拐点，像双面胶一样把他和“强直”紧紧粘在了一起。一个医生和一种病互为表里，这是从医者的最高境界，彼时的黄烽在不知不觉中叩响了这个秘境的大门。

       说它是拐点，因为黄烽在这里结识了影响他终身的国外老师——国际强直性脊柱炎学界的先驱、美国风湿病学会大师余德恩教授。余教授不等会议开完，就找到黄烽：“你是在哪里接受医学教育的？你的实验是怎么做的？”了解情况后，余教授郑重地发出邀请：“能不能考虑到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实验室读博士后。”黄烽钻石般的光芒还吸引了一位芬兰的大腕级教授，尽管他慷慨地开出了更优越的物质条件，但黄烽最终还是选择了洛杉矶，从这里开始了令他分不清酸甜苦辣的研究生涯。

        1993年4月15日，留下“三年后我回来”的承诺，黄烽带着新婚妻子离开解放军总医院，来到洛杉矶从事“ 强直 的病因及发病机制”研究。

       要搞清“强直”内外因之间的关系，必须弄清它的分子生物学与细胞生物学机制。实验做到这一步，需要克隆一个分子，并以同位素标记，研究它在细胞内的过程。

       在同一研究室里有德国、日本人，但是没有人愿意承担这项实验，因为该实验要大量接触同位素。同位素对人体的辐射作用可导致发生白血病、不育症及大量脱落头发等。人生都有面临选择的痛苦时刻，有时甚至是彼此矛盾的二难选择，前进就要付出健康代价甚至冒生命危险，而裹足不前只能一无所获。左右权衡，黄烽接下了这个魔鬼选题。此时的他与其说是虔诚的科学家，毋宁说是孤注一掷的赌徒。

       实验两个多月后，他的身体开始出现不良反应，体重掉了30多磅，转氨酶已达到一千多，看天不蓝看地不黄。如果导师知道实验对人的身体伤害如此严重，轻则会立即停止实验，重则送你回国。“怕人询问咽泪装欢”，早就预料到结果的黄烽说服妻子保守秘密，让他把这个实验做到底。

       黄烽的身心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已达到了极限，可实验却仍无进展，孵箱中培养的细胞，一瓶瓶死去。最后只剩下一个瓶子，养着半死不活的细胞。最后一个瓶子，最后一丝希望，最后一个晚上，凉透了心却不甘心的黄烽照例来到实验室。在倒置显微下，他突然发现瓶子里有一个细胞发亮，而且很圆，莫非这个细胞已成活了？第二天早晨，期待了一夜的黄烽早早地来到实验室，对准显微镜，他看真切了。这个细胞不但成活了，而且已经能看到好几个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几乎用生命的代价做赌注培养活了一个细胞，他终于成功了。

       以这个幸运的细胞为基础，黄烽拉开了收获的序幕：在国际上他首次提出“强直”（AS）患者存在严重的细胞与体液免疫功能障碍的观点；最先在国内开展肠道细菌感染及HLA－B27分子与AS发病机理的研究；最先在国内开展幼年发病的AS及AS的家系研究，提高了早期诊断率并改善预后；与国外学者合作，首先开展HLA－B27与细菌多肽复合体结合规律的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克隆可溶型人HLA－B27基因，研究细菌感染等因素对其表达的影响；首次在国际上开展以cDNA芯片技术寻找“强直”的疾病易感基因、病情活动基因以及疗效相关基因。

       这些一般人听不懂的成果在内行圈子里每一个都是重磅炸弹，每一次都把“强直”学科刻上了中国医生的名字。2005年，凭借这些“硬通货”，黄烽入选“强直性脊柱炎国际评价协会”，该协会是由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近200名顶级医生组成的精英俱乐部，是国际强直性脊柱炎领域惟一的学术组织，拥有强直性脊柱炎及其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标准制定权利。2008年1月，经过改选他成功连任顾问委员会委员，成为国际强直性脊柱炎领域诊断和治疗标准制订者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代表。

        一份执着，对每一位就诊的病人负责

       “唯用心精微者，始可言于兹也。”从事现代医学的黄烽，对1400多年前医圣孙思邈的这句话尤为推崇。

        用心精微，成功之道。黄烽的“用心”，首先是他对临床上的每一点疑问从不轻易放弃。

        有个中年病人，3年来经常腹泻，体温偏高。不少大医院都查遍了，一直弄不清原因。他抱着一线希望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参与会诊的黄烽发现他有明显的腰背痛和僵硬。病人的一句话“每次拉肚子后，症状就加重”反复在他脑中回响。结合国外的病例报道，黄烽做出“强直”诊断。病人不相信，结果一吃药，低热、肠炎、腰痛都消失了，3年的痛苦一朝扫除。根据此病遗传性，黄烽又发现了患者儿子的早期“强直”，让他免于重蹈父亲的覆辙，这样的例子在临床上不胜枚举。

       医者“用心”，是病患最大的福音。黄烽正是依靠这份“用心”，才让一个个身染沉疴的病患绝处逢生。

       3年前，沈阳患者王女士的世界一片灰暗：饱受“强直”折磨，脖子就像套上了枷锁转动困难，下肢如同冻僵了一样动弹不得。她以为今生再也离不开轮椅了，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整天浑浑噩噩，连死的心都有了。2010年1月，黄烽在诊室见到由母亲推着轮椅来看病的王女士，立即给她加了号。详细了解病情后，黄烽鼓励她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加上功能锻炼，康复的希望很大。那一刻，王女士的天空露出了一丝光明。从此，在黄烽精心指导下，她踏上了与病魔搏斗的征途。

      3年来，给王女士每一次选药，用药，检验，黄烽都煞费苦心。不仅选择用什么药，怎样用，用多少，要多长时间，还要考虑患者经济承受力以及身体对药物的耐药性。除了科学严谨的调整用药，每一次随访都要叮嘱加强功能锻炼。医者的良苦用心，在患者身上收获的是一次次惊喜：一个月后疼痛不适明显减轻，半年之后症状完全消失了……2013年，一身运动装的王女士手捧辽宁省太极拳比赛的金牌专程向黄烽报喜。她在感谢信里动情地写道：“正是由于您的无私奉献，才会有许多和我一样的成功康复案例。”

        病人战胜疾病，让黄烽异常欣慰，也给了他信心：科学用药、坚持锻炼，才是“强直”病人走向健康的唯一之路。

        黄烽的“用心”，还表现在他对每位患者每个阶段治疗情况都了如指掌。即使时隔一年半载再见面时，他仍能立刻准确说出患者以往的就诊情况，连上一次的就诊时间都清清楚楚。

        一个普通的病历本，揭开了谜底。

        11月7日上午，黄烽出诊。在候诊患者的一摞病历中，有本老式的病历格外醒目，封面泛黄并且有些破损，里面清晰地写满了从2006年以来就诊记录，全部是黄烽所写。

        “旧病历要保存好，以后来看病还用得上。”黄烽边在新病历上写医嘱，边叮嘱病人。

         在黄烽办公桌上，码着一摞摞挂号条；电脑里，存着一张张病历图片。凡是经他诊治过的特殊患者，这些资料都会被精心留存。

        “ 强直 属于慢性病，治疗周期长。病历记录能准确反映病人症状变化。每次我都会用相机拍下来，定期归纳，结合病人的最新情况调整治疗方案。”黄烽介绍说。

         患者就诊时，他逢人必讲：“一定要按时定量用药，定期复查；一定要坚持功能锻炼”；每个患者他都亲自查体，并详细记录各项功能评价指标，任何进步都及时给患者以鼓励；专门印制的功能锻炼体疗操宣教手册、特殊患者提供网络邮件随访等等，这些都为助力患者康复提供了坚强支撑。

         多年的从医经历，让黄烽深刻认识：换位思考，医患互动很关键。医生首先要积极作为，关注细节，关心患者，对方才有可能响应。

        患者小左要去美国留学，黄烽告诉他西海岸特别是夏威夷和加州气候环境对康复更有利；得知一男性患者盆腔刚做过CT检查，黄烽提醒其1—2年以后再生育；一外地患者是长途货车驾驶员，黄烽反复叮嘱他开车别熬夜，不能拿性命当儿戏；一患者年龄不到12岁，黄烽综合病情等多种因素建议到儿童医院就诊，并为他联系好熟悉的专家；一边防警官挂的号是全费，黄烽主动询问是否属于体系军人，就诊费用如何报销；对一些复杂的特殊病例，黄烽直言不讳：不是门诊简单几分钟就能明确，立即安排入院收治。一个个细节，见证的是对病患的极端负责。

       一颗仁心，把大爱撒向千家万户

       “强直”病人本身就很不幸，如果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无异于雪上加霜。在黄烽这里，大处方、高价药没有市场。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多年以来他坚持给病人开比较便宜的药，很多患者一天药费还不到2元。像甲氨蝶呤这类药，半年费用才18元，许多药厂都停产了，黄烽多次专门请医院药材处出面协调，保障了类风湿关节炎等患者的特殊需求。

       15岁时，患者小孙就被确诊为“强直”。父母带他东奔西走，光治疗费就花了20多万，效果并不理想。当中学老师的小孙父亲无意中在书店看到了黄烽主编的《强直性脊柱炎》，如获至宝。今年3月，他们全家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如今,小孙不仅可以正常上班，而且每月药费只有几百元。

       因为开便宜药，黄烽还曾被误解过。有个河北来的小伙子，是反应性关节炎，疼得不能走路。黄烽给开了两块多钱一盒的“消炎痛栓”。患者父亲取药后把处方愤怒地扔给黄烽，说在别处花了七、八万都没看好，你两块钱打发我们是什么意思？黄烽告诉他，孩子不是恶性病，或许用了药明天就会好一些。第二天，小伙子果然能下地走路了。

       “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国人信赖中医，但是目前社会上也有一些庸医乃至江湖骗子打着中医的幌子蒙骗病人。为了阻止更多病人上当，黄烽特地招收了几个师出名门的中医博士到他的门下做博士后，研究治疗“强直”的中药，这个决策催生了解放军总医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药物——“脊痛宁”胶囊，使“强直”的疗效明显提高。在定价时，黄烽力主把价格定为接近成本，科室一分钱都不要。“要是仅仅面对疾病，医生的工作将会十分轻松，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贫穷。贫穷的病人是弱势群体，从穷人兜里拿一分钱和从富人兜里拿一千元钱是不一样的。”

       “强直”患者，很多来自外地农村，手头并不宽裕，来京交通、食宿是笔不小的开支。为了帮他们省点钱，首诊之后，只要当地条件允许，黄烽就建议这些患者就近治疗。福州患者小陈就诊后，黄烽反复叮嘱他，复查时可以直接找当地的一位医生，这是他带过的博士，并给患者留了学生的电话。

墙里开花，香飘内外。海外病人也络绎不绝，黄烽把中国医生特有的精神气质传向异域邻邦。

       一个加拿大病人，在该国看专家要等至少十个月，持续腰疼的他通过网络找到黄烽医生。黄烽给他查体时，脱掉他的袜子，仔细查看肿起的脚踝和足趾关节，正确的诊治使小伙子很快恢复了健康。患者感叹道，在他的漫长求医路上，黄烽是第一个做检查时为他脱下袜子并捏脚趾头的医生，中国医生的职业精神和人文素养让很多这样的外国人叹服而归。

       工作中，患者常会带些家乡土特产表达谢意。对此，黄烽一概婉拒。山东患者郗女士来复查，悄悄把一桶自家压榨的花生油放在了诊室门边。看完病，她和黄烽打声招呼就离开了。黄烽发现后立即让助手拎上油追了出去。

       良医门前病人多。找黄烽的患者多为慕名而来，不管有没有挂上号，一大早就守候在诊室门口。巴掌大地方，最多时围了200多人。每次进诊室，黄烽都要费些力气，硬是从人缝里挤进去。

       病人多数从外地赶来，有的甚至坐着轮椅或拄着拐杖。黄烽心里实在不落忍，每次出诊，总是想方设法尽可能多看些病人。问诊、查体、提出诊疗建议，从早上8点30到中午1点连轴转，怕上厕所耽误时间连水都不敢多喝，加上和病患不停地交流，结束工作口干舌燥。这样的门诊，黄烽每周要出2—3次，持续到下午2点是常事。每次出完诊回到办公室，饿了就泡方便面对付几口。有时，实在太累了，连面都没吃，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提到延长接诊，黄烽为自己给同事造成不便深感歉意。医院有规定，人员全部离开后，诊区才能关闭。黄烽加班接诊，诊区值班护士也不能正点下班休息。偶尔过了下班时间，黄烽也会被锁在诊区，由于接诊时太投入，以致没听见值班护士锁门的提醒。有时，下午其他科室出诊医生来了，要用诊室。看到黄烽还没下班，他们就在门口等着。黄烽挺不好意思，出门时连声致歉。

       出诊一次，能看四五十个病人。看得多、效果好，既凝聚着黄烽多年不懈求索的深厚积淀，也得益于分级诊疗的成功实践。

       此前，黄烽出诊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患者病情很轻，普通门诊就能治疗；还有的任何检查都没有，他能做的仅仅是给病人开几张检查单。

“专家的价值，应该是看别人看不了病，治别人治不好的症。绝不是仅仅看个小毛病，开张检查单。”黄烽在不断探索中，寻求发挥最大作用的捷径。

      在学习借鉴基础上，他带领风湿科率先在全院开始分层诊疗试点。病人先到普通门诊就诊，完善检查。如果是疑难杂症，普通门诊医生处理不了，可以马上介绍到相应的亚专科专家门诊，使病人得到有效医治。即使是普通门诊，常年有两位副主任医师坐诊，把关分流准确无误。

      分层诊疗，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合理配置，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为此，黄烽和同事张江林教授取消了仅限十多人就诊的特需门诊，这样能多看些病人。

      “我们辛苦点没关系，只要对病人有好处就行。”在黄烽的带领下，目前总医院风湿病科年门诊量近10万人。

       一份厚重，宝剑锋自磨砺出

       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很多机遇多年后才能看清它的宝贵本质，而当时更多地表现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的沉重负担。黄烽的经历，生动地诠释了这个哲理。

       1979年，15岁的黄烽高中毕业，以优秀的成绩考入第一军医大学军医系。进了大学的校园，他想，自己可以松口气了。可是入学不久，好几次夜里发现有的同学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昏暗的走廊里也有人在捧书夜读，这些刻苦学习的同学大部分由于历史原因耽误了学业的三十多岁的老大哥、老大姐们。这一幕幕深深地烙在脑海里，以后成为激励他刻苦钻研、努力进取的动力。

       1984年，20岁的黄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

       到医院后傻眼了，上级医生要求用英语写病历、报告病情，而当时刚刚恢复招生的大学还没有开设医学英语课。由于医院政策好、学习氛围浓厚，像黄烽这样英语基础差的年轻医生为数不少，医院花钱从外语学院请人来教英语，分快中慢三班。黄烽勉强上了中班，但学习非常吃力。他把自己工作之余的时间都交给了单词，排队吃饭甚至走路手里都攥着写满单词的字条。听完中班的课程，还去快班课堂旁听，没有座位他就站在走廊里边听边记。1991年，黄烽博士毕业。他的英语水平也今非昔比，经常跨专业为来访的外宾做翻译。这都是当年埋下的种子多年后绽放的花朵。

        在临床上，黄烽也是卯足了劲。刚工作时，黄烽总是6点钟就到病房先跟护士学习抽血、打针，接着巡诊住院病人，根据病情变化考虑有哪些医嘱可能需要调整，然后再去食堂吃早饭，等主治医生上班后，再报告自己的想法。如果有考虑不周或不正确的，黄烽总是认真做笔记，仔细分析每一个病历，观察每一种病情，总结经验教训。这些都为他以后的起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两年后，黄烽考上了本院风湿病科施桂英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由于刻苦努力，1988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解放军总医院第一批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同时也成为我国风湿病专业创始人之一蔡醒华教授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开门弟子。

       第二年初，春寒料峭，导师安排他到北京大学生命科学中心蛋白工程实验室学习。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很多学员觉得和自己专业关系不大，点卯的多，听课的少。而黄烽则被分子生物学的内涵深深吸引，每天最早到课堂，拖地、打水，全神贯注听讲，课后积极提问。在实验方面，黄烽的天赋也崭露头角，由于心静手稳，他的实验中分子的轨道笔直完美，这让实验室负责人刘美华教授惊诧不已，并决定请这个年轻人来自己的实验室一起做课题研究。

       机遇向黄烽伸出了橄榄枝，但却包裹在艰苦的包袱里。每天早晨，黄烽从解放军总医院骑自行车到北大，冬天顶着北风，到学校时已经冻得发僵，晚上十点多钟做完实验再骑回去。如是三个月持之以恒，不是部队培养的特殊气质，一般人是难以坚持下来的。而后，在刘美华教授的关心下，北大破例让黄烽借宿他们的一间学生澡堂，颠沛流离的奔波之苦算是解除了。但是由于宿舍潮湿，蚊子众多而没有蚊帐，黄烽无异于给蚊子送上门的美餐。每天拖着困乏的身体回到浴池，他都得与打也打不完的蚊子“肉搏”。

       正是由于他在这个实验室里深入分子世界对强直性脊柱炎致病基因的观察和研究，使得他的三篇博士论文能够在毕业后的第二年被亚太地区抗风湿联盟一眼看中，在那里，又遇到了改变了他命运的国外导师。

       回到解放军总医院后，科研条件与国外不可同日而语。以当时只有18张病床的风湿病科为基础，黄烽真正开始了他离开国外恩师后独立自主的研究探索。

       苦心人天不负，由于黄烽的努力，一连串轰动一时的成就从这个不起眼的科室里冒了出来：“脊柱关节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获1997年度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及“九五”全军后勤重大科技成果奖，这在总医院内科领域是第一个。大家惊叹，小科室也能有大作为。此后，“中国青年科技奖”、“求是”杰出青年奖、总后“科技银星”、两次二等功等荣誉接踵而来，他的多项科研课题也获得了数百万之巨的国家基金赞助。

       荣誉面前，黄烽没有迷失，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他忘不了，在成长的道路上，总医院这一学术殿堂及风湿病学的名家名师为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肩膀”和施展才智的舞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总医院率先摒弃论资排辈的旧框框，设擂求贤，公开答辩，唯才是用。正是以此为契机，年轻的黄烽大胆上台应试，他的学识水平赢得了评委一致赞许，被破格提拔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时年28岁，是同职级人员中最年轻的。5年后，在蔡醒华、施桂英等老教授和“伯乐”的指导和培养下，他又成为总医院最年轻的主任医师、教授。他忘不了，留学归国后，不放心他事业发展的美国导师，紧随着其后到北京看望爱徒，并邀请自己遍布世界各地的学生自费来中国的解放军总医院开一个国际会议，这个会完全是开给黄烽一个人的。不惜动用自己的威信为一个外国学生树立学术地位，这位恩师的苦心孤诣令多少同侪艳羡不已。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黄烽，没有让大家失望，他用骄人的业绩书写了“强直”治疗的中国传奇。

       他就像一团火，不仅温暖病患，也激励着团队成员。同事张江林教授，在风湿病的诊断、治疗方面颇有建树，地方多家医院愿出高薪聘请，他都一口回绝：“和黄主任在一起工作很舒心，这不是钱能买到的。”出于同样的考虑，在科里进修过的地方医生，好几位学习期满后主动放弃原单位优厚待遇，专门回到总医院风湿病科甘愿做一名聘用医生。

       直立为梯，躬身为桥。近年来，黄烽先后选送了三位同事到美国，跟随他以前的导师学习。如今，他自己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国，很多已成为业务骨干，甚至走上了科室主任的岗位，北京和外地许多大医院的风湿科医生都曾师承黄烽。

据统计，全国目前有上亿风湿病患，而真正的风湿病专科医生不到2000人。这让黄烽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一人之力，毕竟有限；众人合力，才能造福更多患者。”

        前不久，黄烽牵头的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强直性脊柱炎临床规范诊治”项目，顺利通过科技部复审，这是7个项目中唯一全票通过的。该项目将国内数十家大型医院联合起来，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兵团作战”。黄烽期待：携手更多同仁，在“强直”治疗领域不懈攀登，书写更加精彩动人的篇章。